临近年关，各高校的评估、考核、表格、申报、审批、总结再次迎来高峰。

而事实上，惹得许多高校教师怨声载道的评估、考核、审批等内容，多是年复一年的繁琐整理，和超出必要、拔高规格的信息统计。更可怕的是，跑完这些内容所需的流程，琐屑而漫长。

一位60多岁的老教授课题要报账，总共需盖6、7个章。星期5下午，中国事业单位都有提前下班的“传统”，老先生起个大早，先给院长秘书打电话，和院长约约时间，然后调了早上的课，赶在院长出门办事之前把章扣上。按流程跑下来，这第5个公章算是拿到了。

林中祥教授坦言：

用数据库管理，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却常常要数百——甚至上千老师们耗费巨大精力、时间来完成。

高校行政一度被人诟病，但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，转型期的中国大学，既纷乱不堪，又生气淋漓。大学不可以没有行政。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与教授的比例大概为2:1，但相比大陆许多高校，港中大的教授并不会有“被驱不异犬与鸡”的感觉。别人的行政是服务教学，而我们的行政是管理教学，这便是差距。

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断层的。“大(音泰)学”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最高学府，它自是源远流长，而晚清近代以后，中国教育开始全面转向西学，在当时百不如人的情况下，中国对西学的引进，对传统教育的排斥是相当疯狂的。著名学者钱玄同，当时即号召废除汉字，这是近代中国困顿到极点表现出的文化极端。然而我们对西学的引进速度，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。“中国大学在精神上和制度上是有裂缝的，精神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传统底蕴深厚，但是制度上我们确实只有100多年的历史。”

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地位，人们在谈中国问题时很容易聚焦到制度因素，国内高校管理一事自然也不例外。在高校管理中，制度是一种“规矩”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但规矩太多、太繁琐，便会加重人与事的负担。有种说辞很流行，“中国社会就是这样，习惯力量很强，改革阻力太大”，问题被发现早在很久以前就完成了，但解决依然遥遥无期。

一位老师曾对我说：管理，就必然产生内耗。

一个降低内耗的经典案例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地铁高峰期，站内站外均展开极长的蛇形护栏。若按照初期采购成本估算，它比人员成本还要高，但考虑到长期维护成本，于运营者、消费者而言，它无疑都是一个相当划算的选择。

只要集体行为一直存在，内耗便不可能被完全消灭。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少内耗，降低集体内部的运作成本。然而，大陆管理内耗之高确实令人震惊。比如北大出身的李克强总理点名批评的“证明我妈是我妈”，就是社会各界制度的一个缩影，这种繁琐、拔高式的制度障碍，在高校中比比皆是。管理制度细化，统计结果真的就有价值么?

不少教师抱怨高校管理的碎片化，对衍生出的严重内耗更是深恶痛绝。“现代大学，制度早已武装到牙齿，但工作却越来越繁琐，越来越难做。”

中国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，可以说是各种成功理论——比如三方监管制、绩效制等——的教育实践。这些制度把我国高校拉高了许多个层次，然而，也让它们与文明本根日益疏远。

如今国内不少大学，正在探寻自身教育特色的泥潭中苦苦挣扎。我们的大学，“学”太重，“学味”太少，“本土”太少。

陈平原教授曾分享过一个经历：

北大百年校庆时，校方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，每个学院谈谈各自离国际一流还有多远?跟哈佛距离有多远?20年、10年、8年的都有，然而陈平原说：我看不出北大中文系和哈佛中文系有什么距离。

同事们惊叹：你那么骄傲?

陈平原说：不是，本国文学所承担的责任，它所能达到的境界，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外国文学是不一样的，就好象在北大，日文系和中文系是不能比的……本国语言文学的坚持、坚守以及它的承担，和外国文学的评价标准有根本性的差异。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，是长在中国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大学，大学是跟这个土地、人民、历史、语言一起成长的，跟工厂不一样。工厂可以转移到非洲、东南亚都没有问题，只要生产线建立起来就能投产。只有大学不行，大学必须跟这个地方的水土一起成长。

当下中国大学管理中产生巨大内耗的现象，或许更根本的是：找不到自我定位、发展方向。我们必须正视近代教育的曲折历史，并以此反观现阶段的某些困苦，有些不便确实是高教演进要交的“学费”，但目前的情况是，这“学费”还要交多久，能不能在垮掉前交完，然后成熟自立?